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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有活的吗，把这几个带进去”

    “得，又来买卖了”李哥暗叹一声，“来了，来了，交个我”他大喊着叫几个伙计，麻利的从几个亲随打扮的人手里接过人犯，麻利的带枷锁，安排他们到墙根蹲着去了。

    “李哥，这天刚黑，就送来了三个，今晚得多准备点镣铐了，别到时候抓瞎”一个衙役说道。

    “嗯，大家也轮班歇歇，忙了几天连个囫囵觉都没睡，别累垮了身子”李哥深以为然的说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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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按说宿ji真不是大事，就是在现在抓住了也就是罚点款拘留几天的事，宋朝实行性开放，合法化，不须像现在这样挂着恋歌房、洗头房、夜总会的牌子。各个烟楼门挂塑像，户列名，都亮出自己的招牌，是正经生意。

    事实，北宋都城东京是中国古代ji业最繁荣的城市，当年的临安城更有“色海”之艳称。大宋的最高统治者极力鼓吹享乐主义。开国皇帝赵匡胤曾公然向文臣武将倡导：“多积金钱，厚自娱乐多置歌儿舞女，日饮酒相欢以终其天年。”

    宋仁宗、宋真宗等帝也屡劝百官以声色自娱。于是，宋代官僚士大夫蓄养家ji成为一种时尚，几乎普及化、大众化。时人有言：“两府两制，家中各有歌舞，官职稍如意，往往增置不已。”史载，当年苏轼“有歌舞ji数人”，欧阳修有歌ji“**姝”，杨震“有十姬”，张渊“买佳妾二十人”，韩侂胄有“爱妾十四人”，李允则有“家ji百数十人”他们置姬妾以娱声色，日日置酒相乐。《清波杂志》有载：“士大夫欲求保富贵，动有禁忌，尤讳言死。独溺于声色，无所顾避。”

    作为北宋首都的东京，ji馆则如同市民日常生活必需的食店一样，遍地皆是，触目皆有，真应了“食色，性也”的古训。像“院街”的曲院街西，竟都是ji馆，可称为“ji馆街”。尤其在繁华地段，像御街东西朱雀门外，还有下桥南、北两斜街，都是ji馆。这些街均为东京最长、最宽之道，可设置多少ji馆，不难想象。早在北宋初年，陶谷就粗略说过东京的鬻色户籍有万数之多，证之以所说，这倒并非夸大，而是保守统计。

    由于ji女多，ji女分为不同层次。一类是最好的ji女，住处就见品位。其起居为宽静房宇，三四厅堂，其庭院有卉假山，怪石盆池，其小室皆帷幕茵榻，左经右史…她们个个能文词，善谈吐，妙应酬，评品人物，答对有度。门前，仆马繁多，豪少来游；屋内，进士不绝，崇侈布席…另一类ji女，则多是出自世习散、杂剧之家。朝贵们的宴聚，必有这样ji女携乐器而往的身影。她们在闲暇时，便聚到东京较大的金莲棚中，各自表演拿手好戏。这样的ji女，用丝竹管弦、艳歌妙舞，炫人耳目，以动其心。对她们求欢的，多是膏粱子弟，他们一看眼，待散后，便访其家，纵情玩乐…这两类色艺并重的ji女，是东京，也是整个宋代城市ji女的主流，唤做“官ji”。

    因为官府有公私宴会，都要点ji女去祗应，所以，凡在籍的娼户，便都叫“官ji”。官ji一个重要使命是点缀官府主办的娱乐等重大活动，官府便让官ji排列面，以壮观瞻。另一个重要使命，是被官府征用于颇具商业色彩的买卖活动中。每逢此时官ji们还各执斗鼓儿，或捧龙阮琴瑟，真是衣着映照，乐器并擎；娉婷妩媚，相得益彰。伏侍她们的婆嫂，也乔妆成市井中的绣体浪儿，为她们牵引绣鞍宝勒骏骑。还有许多官员子弟用人托着诸色果子蜜饯，亲自持杯频频劝酒。加官ji们前有借请来的宅院诸司人家的虞候押番为之开路，后有手擎罗扇衣笈的浮浪闲客卫护，引动得成千万的市民密密排列街头观看，一时形成了“万人海”的场面。

    这种在ji女身一掷千金的作风，是为了显示其雄厚的财力，无比的地位，浪漫的情调。红颜溢坐，美目盈堂，王公显贵自是乐此不疲，互相攀比，从而使城市ji女的消费，似波涌浪翻，滚滚直，成为宋代城市畸形繁华的一个重要原因和一个独特的景观。

    “二爷，边是高太尉家的二公子，他是当朝学士，咱们还抓不抓？”在一条黑暗的巷子中，赵忠凑到一辆黑漆马车的窗前问道。

    “抓，为啥不抓，别说是个学士，要是宰执们才更好”马车中飘出悠悠的回答。

    “嘿嘿，二爷，今天还真逮着了，金环巷那边回报，门下中省左丞张邦昌，右丞李邦彦都在那里呢”赵忠笑着说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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