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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说了，现在的大明皇帝已经越来越不好当了。半个世纪的资本主义道路不仅让中国从一个封建农业国变成了现在的帝国主义工业国，同时也极大的改变了中国的社会经济结构。而这种改变，并不是对每一个大明百姓都是有利的——至少不一定符合他们的短期利益。

    因为来自大中华诸国和大明新领土（指汉地18省外的领土）的廉价农产品。正在不断冲击着大明汉地的小农经济。特别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的二十二年，来自北美和澳洲的廉价农产品如潮水一般涌来，而大中华贸易自由化原则之下，大明朝廷又无法以关税相抗衡。

    结果就是汉地小农一轮又一轮的破产潮——破产之后的农民，要么进入都市成为住在排屋区的贫民，要么远走海外成为大中华诸国的公民。而这些移居海外的原汉地农民用不了几年就会将他们分配到的土地开垦成良田。然后就是又一轮低价农产品的浪潮扑向大明……这几乎成了一个恶性循环的过程！

    光是东华、南华、北华、西华四国的可耕地面积（不包括草场）高达250多万平方公里。折合成华亩有40多亿亩，几乎是汉地18省总耕地面积的3倍——这个时空汉地18省的耕地面积没有历史同期多，始终在12亿亩上下，大批的坡地和梯田因为耕种成本过高而被放弃。

    每一个移民都能在上述地区免费得到100亩土地！所以四华的家庭农场都是4、500亩连成一片的大农场，普遍使用马耕和农牧结合的轮作法进行农业生产。经营成本之低，经营效率之高，是汉地的小农业根本无法想象的！

    短短的二十多年间，汉地18省的农村就经历了5次大规模的破产浪潮！大部分的中农、贫农之家都在这一轮轮的破产潮中倾家荡产，甚至还有不少“百亩农场”的农场主都经受不住四华的“500亩农场”所生产的廉价农产品的冲击而破产。带着累累债务离开了农村。

    汉地农村的人口，也由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的约2.8亿急剧减少到了1.4亿左右！而在离开农村的超过2.2亿（考虑人口增长的因素）人口中，移居他国和新土地者大约有1.2亿人，余下的近1亿人全都涌入了城镇，也让大明汉地的城镇化（大明帝国的城镇人口的标准是居住在城市或人口超过1000的城镇，不直接从事农林渔牧业生产的人口）率从战前的约32%一举突破了60%以上！

    这种超高速度的城镇化，也给大明汉地的各大城市带去了充足而廉价的劳动力的同时，也让贫困在一段时间内成了一个无解的难题。根据大明内阁内政部的统计，截止1899年6月，光是大明汉地18省的不到200座大中型城市当中。就居住着近1.8亿人。

    而其中90%以上的居民……很遗憾，都属于无产阶级的光荣一员！和早些年的英国差不多，由于人口涌入城市的速度远远高于工商业增长的速度，因而就业机会并没有随着城市人口的增加而增长。

    大约从1880年开始，大明帝国城市的劳动力市场开始出现过剩，而劳动力过剩造成的后果自然是工资水平的长期地位徘徊和失业率高居不下——虽然在廉价的劳动力，丰富的自然资源和广阔的海外市场的多重因素下，大明资本家们的口袋日益丰盈，但是他们开给工人的工资却是二十年如一日的零增长。

    在19世纪的最后几年里，在上海、应天、广州、武汉这样的大明汉地大城市中，贫民窟（排屋区）的面积变得越来越大，不计其数的穷人拥挤在那里，没有生产资料，也没有多少财产，为了每天不到半个华元的生活费而发愁犯难。

    更加糟糕的是，东华、北华、南华和西华等大中华诸国国土上可供分配的肥沃土地已经消耗殆尽，因而各国吸引移民的力度也大大下降，虽然仍然对每一个华人敞开大门，但是免费的肥沃土地已经没有了。现在大明帝国没有办法再将社会矛盾往外转嫁了……社会主义的赤潮，也开始真正在大明汉地城市的贫民窟中蔓延了！

    朱济世手中的这本《大同论》便是一本宣传社会主义的“红书”，而此书作者的大名，朱济世在70年前就已经如雷贯耳。

    南海康有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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